华西故事
历史不会忘记的西南援朝医疗队
编者按：王翰章教授，1919年生于北京，1949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获牙医学博士学位（D.D.S.）。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和口腔颌面外科工作60余年，是我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华西口腔第五任院长。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口腔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口腔医学系主任、四川医学院教务处长及副院长、院长、华西医科大学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口腔专题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科学技术顾问团成员、中华医学会四川口腔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口腔学会口腔颌面外科学组名誉顾问、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理事、国际牙医师学院成员（FICD）。我国第一部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口腔颌面外科学》主要编写人之一及该书历次再版的撰稿者，《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华口腔科学》主编、《中国口腔医学年鉴》主编、《华西口腔医学杂志》主编、《汉英医学电子计算机词典》副主编、《临床口腔医学杂志》荣誉主编、《中华口腔医学杂志》编委，《实用口腔医学杂志》、《口腔医学纵横》、《口腔医学》特邀编委。曾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89年全国优秀教师奖、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中国口腔医学华佗奖、四川省科协先进工作者和跨世纪杰出老人称号、2007年获得中国杰出口腔医师奖。
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1945年8月，日本投降。美国和前苏联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在朝鲜南、北部接受日本投降。1948年8月，南朝鲜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同月，北朝鲜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一、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政府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和朝鲜局势的发展，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揭开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序幕。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英勇作战，一步一步改变着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同时，志愿军的伤亡也很大。其中伤员最多的是创伤，然后是烧伤。当时，对方有钢盔，我们志愿军没有，所以创伤中以头面部创伤较多。特别要说的是，美军和南朝鲜军使用了凝固汽油弹——一种燃烧时像沥青似的黏性的燃烧体，炸开时分散出很多燃烧的碎片，碎片也有黏性，粘在身上继续燃烧，而伤员不知道，总是要用手去挡，结果手烧伤最多而严重，常常留下畸形。这样，志愿军中烧伤伤员也比较多而且伤情惨烈。
头面部受伤病人需要颌面部专业的医生处理，烧伤病人需要烧伤整形专业的医生处理。然而，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医务人员极度缺乏，更无这方面的医生。由于缺乏有效的医疗救治，众多本可以生存下来的伤员在痛苦中走向死亡。伤员们在哭泣，志愿军们在悲痛，全国人民的心都在沉重，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军委卫生部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当时华西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后来我国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的开创人——宋儒耀。宋儒耀，1939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获博士学位，到国际上著名的整形外科泰斗艾伟博士（Robert Henry Ivy）主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学院学习，表现出色，5年后得到了美国医学上最高的学位——医学科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Medical Sciences）。
二、组建援朝手术队
1951年，中央军委下令给西南军区：“组建一支援朝医疗队，由宋儒耀教授担任队长并负责选拔。”
当时，宋儒耀教授刚从美国回来几年，他从二战中总结出经验：头部受伤没有口腔科医生没办法工作。一般的医生不甚了解口腔颌面部的生理、解剖的情况，缺乏对上下颌关系的知识，难以恢复其功能。这样，病人说话、进食会很困难。因此，宋教授认为，这个手术队应以口腔的青年教师为主，他们才有充分的口腔生理、解剖、病理知识并且他们年轻健康的身体才能适应战场上特殊的环境。但光这样组建也不行，口腔是一个比较局限的专科，而战场上的伤员不仅有局部问题，还需要全身的治疗管理。
最终，宋儒耀教授从华西口腔医院挑选了3名优秀青年医生，在华西附一院选了当时的外科住院总医师当副队长，还选了1位骨科青年医生。另外，为了管理病人，又选了1位病室护士长和1位手术室护士长。他的设想是：到了前方，护士长还可以组织一些妇女来工作。手术室有很多繁杂的工作，像打石膏等手术室准备工作尚需要专门的技术工人，于是又从手术室选了1名经验丰富的技工。另外从口腔医学院选了文笔很好的秘书，这样，由华西大学组建的共10名的专科医疗援朝手术队成立了。
1951年4月31日，由宋儒耀领队，由邓显昭、王翰章、吕培锟、侯竞存、曹振家、彭学清、杨泽君、张连俊、吴银铨组成的专科医疗援朝手术队从成都走马街汽车站出发了。之前，他们已经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学习和整编。在他们出发前夕，华西大学师生们和四川省医药卫生工作者代表为他们开了欢送会。
那天清晨，走马街汽车站聚集了无数自发前来送行的成都市民，一时间人山人海。在队员们临上汽车的时候，一位女青年护士代表成都市医务工作者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长诗。诗句之美，情意之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王翰章医生代表手术队接过了那首诗的一米多长的手稿。队员们热泪盈眶地登上汽车，渐渐地离开了挤满马路两旁的人群。那幅诗卷，由后来成为华西口腔医学院院长的王翰章医生一直珍藏，直到“文革”才在抄家时被毁。
手术队先到达重庆（当时西南军区总部所在地）。重庆也组建了一个10余人的队伍，主要是普外和胸腔外科医生，也有检验科医生和护士长。
这样，两个队伍合并在一起，组成了“西南援朝手术队”。到了北京，应北京医学院口腔系要求，宋教授又选了1个口腔修复医生和1个口腔颌面X线专家、1名眼科医生。这时，由中央统一整编，队伍更名为“国际医疗援朝手术队第五队”。整个援朝的医疗队组织全面而严密。其它队是由一些地区的医生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医生和其它专科如胸外科、骨科、精神心理科等组成的。
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整编的时间，手术队4月31日离开成都，7月1日才到达目的地——抗美援朝前方的后勤地沈阳。
那时战争前线已经摸索出了一种“阶梯治疗”，即是伤员从前线开始分四个阶梯逐步治疗。这种治疗方法主要是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苏联处理战伤的经验。具体而言：
第一阶梯：卫生兵。解决将伤员放在合适地方、放合适体位的问题。他们与战士编制在一起，战士冲锋时跟随在一起。战士倒下了，要立即将战士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比如小土坡、小坟头下），摆一个正确的体位，然后接着冲锋。他们是阶梯治疗中最前线最艰苦也是最容易牺牲的。
对于抢救颌面部受伤战士的卫生兵有着特殊的要求。首先，他们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颌面部的受伤有时是非常严重、可怕的，有的病员面目全非，好像不能救活了。但并非如此，他们往往是看着很严重，但全身情况还比较好，绝对不能放弃抢救。将伤员放在较隐蔽的地方后，要特别注意体位的摆放。头部受伤，鼻腔内常有血；颌骨骨头碎了，口腔内常有碎骨片——凝血块和碎骨片等很容易造成窒息，这时卫生兵就要给病员一个正确的体位——头向下，以避免窒息。
第二阶梯：急救员。一看到放好的伤员，急救员们就会赶快过去进行现场急救和包扎。
第三阶梯：运输员，接收站。运输员将伤员运输到接收站。接收站主要进行简易清创包扎止血等，以减低窒息的可能性，然后再往第四阶梯运。同时，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辨认伤员。当时，每个战士的军装内面都有本人的姓名、部队、番号、血型等，接收站须记录好。这样，即使伤员经过反复转运，也能知道他从哪儿来，而且紧急情况下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四阶梯：医疗队。
这样的科学的组织，有效地减少了部队的减员，在那场战争中很重要。
因为实行这样的阶梯治疗，西南援朝整形外科手术队不需在前线进行专科工作。但他们在后方战地医院的工作还是紧张、艰巨且不乏惊险的。
三、紧张艰巨的抢救工作
西南援朝手术队所在的野战医院在长春的一座大楼里。大楼原是日本人修建的，坚固而宽大。里面可以装150个病床，手术室在下层。手术队成员平均一天工作12个小时或者更多，若是值班的话，就得24小时都在工作。伤员不断地从前线送下来，手术是一台接着一台，经常是从早上做到夜里。换手术衣都是争分夺秒——脱了这套，泡好手，消好毒，又迅速穿上另一套。当时宋儒耀教授既是队长又是主刀还是年轻医生的老师，他常常是一台又一台地手术，后来，年轻医生的经验丰富了，手术娴熟了，他才放手让年轻医生主刀，但是自己还是经常站在旁边指导和监督。这样长时间地在手术室中，有时太累了，就穿着手术衣、戴着手套躺在地板上休息，起来以后把工作服脱了又再泡手、又穿工作服。
当时的长春虽说是后方，但是由于离边境的位置并不算远，还是断断续续地有对方飞机轰炸。通常警报声一响，3分钟内飞机就会在上空出现。所以，3分钟内，大家必须转移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在离工作处不远的地方，每个医务人员都有自己的掩体，而病员则被专门人员有组织地转移到病员掩体。不过，如果那时候正在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能停止的，病人的生命第一，医生的离开将使他们陷入另一种可怕的险境。幸好，随着战争的进展，飞机轰炸的时间越来越少。
除了手术，手术队员就是在病房查房换药。看着经过自己的救治，刚送来时生命濒危和毁了容的战士正在好转，大家的心情不由得愉悦，然而大家的心很快又沉重下来。野战医院里以及医院之间，经常有同乡或同部队的状态已经恢复较好的伤员相互看望。他们有的被截了肢，架着拐，行动很是艰难。不过，很多这样的病员对生活的期望仍然很高，大家一起联谊时还很高兴。然而，我们的颌面部病房是不允许外人任意进入的，颌面部的伤员常常被毁了容，严重的病员，有的睁不开眼，有的眼睑粘连外翻无法闭眼，有的因上颌缺损甚至会厌都能看见。病房常常弥漫着伤痛和绝望的气氛。病房里面不能有镜子，门上窗户上也不允许有明亮的玻璃。曾经有一个严重的伤员，手烧伤了，手指全没了，就剩两个满是瘢痕的手掌，眼睑因为瘢痕挛缩而外翻，耳朵也没有了，脸上布满了挛缩的瘢痕，严重毁容。他一直不能下床。开始他还挺乐观，经常拿着他未婚妻的照片，一看就是半天，痴痴的，憧憬着回家后的好日子。然而，一天，已经恢复较好的他撇开护理人员自行去了卫生间——当然，卫生间也注意到了门上不能有玻璃，窗户的玻璃也用纸蒙住了。但是，“万密而一疏”，由于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大楼是双层玻璃，而纸只蒙住了一面，他从另一面看到了自己的样子，他呆住了，久久的，在随后赶来的护理人员的叫喊声中，他从楼上纵身跳下。经历了枪林弹雨，经历了伤痛，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却最终倒在了希望的破灭中。
手术队的成员除了救治病员，还得经常和病员们聊天谈心，做他们的朋友，为他们做心理辅导，还要培养专科的医生以及给“阶梯治疗”中每一阶梯的人员上课。
偶尔，成员们星期天可以休息一下。刚到长春时他们还去城里面转转看看，然而经历14年抗战、3年内战后已是千疮百孔的长春城又处在战火边缘，还没有来得及重建，所见到的只是一排排只有墙没有屋顶的残垣断壁，让他们又看到了战争的惨烈。他们有空时，有时去看看老乡的农田，去田里转转，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老乡田里卖的甜瓜让他们赞不绝口。当时，他们还享受了国家给予的特殊的优待：其他人都是吃高粱米，他们有时能吃馒头、面条。
随着战争的进行，我军逐渐想出了对付这种凝固汽油弹的好方法。给战士发一个白布单，可以作为披风，大雪时还可以做掩护，最妙的是看到凝固汽油弹爆炸下来以后，赶快把白布单盖在身上，那些火片就粘在布单上了，这时再从布单内钻出来就没事了。这样，烧伤的战士就少一些了，然而，战争始终是残酷的，每天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伤员等着救治。
一年过去了，紧张的战地医疗工作将要结束，换防了。由于这一年中，他们已经培养出一批有能力的当地的专科医生，战地医疗的工作将由他们来接替。
病员们听说西南援朝手术队特别是宋儒耀教授要回去了，激动起来，很多人拒绝治疗，希望留下他们。然而，他们在内地还有自己的事业，那里也有等待他们救治的患者。协调后，中央决定请宋儒耀教授留在北京，为伤病员继续治疗。1952年春，西南援朝手术队，光荣地完成了任务，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带着由病员们签满名字的国旗，完成了历史赋予了他们的艰巨使命，英雄般地回到了成都。援朝一年，手术队共救治了上千名颌面部创伤及烧伤伤员。对于西南援朝手术队的工作，国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授予了集体军功荣誉。遗憾的是，这些显示他们荣誉的证书放置于博物馆内，在“文革”中被损坏殆尽。
烧伤后瘢痕整形的完整治疗需要经过间隔长时间的几个阶段的手术。留在北京的宋儒耀教授结束最后一批病员的治疗已经是60年代了。这段时间，他在北京负责建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成为中国整形外科的创始人，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级教授。而回到成都的其他医生，由于在这一年练就的娴熟技能、积累的丰富经验及掌握的复杂的头颈部解剖知识，加之他们在学校掌握的广厚的医学知识，大力发展了颌面相关的学科。1952年，我国终于以华西口腔医学院为中心，发展确立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口腔颌面外科学，将原来只局限于做拔牙、小肿瘤切除、下颌骨骨折固定等小范围手术的口腔外科扩大为可以做颌面部创伤整形、唇腭裂、头颈部肿瘤、正颌等各种颌面部手术的口腔颌面外科，从此，口腔医学从一个二级学科一跃成为与基础、临床、药学、预防、中医、中西医结合同等的国家医药学七大一级学科之一，并且在世界医学界占据着相当的地位。
西南援朝手术队在抗美援朝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开创了祖国医学的新历史，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本文摘自《华西口腔 百年史话》（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86~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