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衣”

华大师生的穿着一向比较洋派，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时见有穿长衫、旗袍的。在成都，人们常说华大的师生是“西装革履”，华大是“五洋学堂”。而四川大学师生给人的印象则更多是“长袍马褂”，是“中式学校”、“老夫子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后华大师生着装非常随意，但仍能时时见到穿西装的人，特别是在晚会及其他正式场合。1952年，我们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时也是穿的西装，不过都没有打领带。喜穿西装的现象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逐渐消失的。女性烫发者比新中国成立前大为减少，学生中以梳小辫子者为多。

　

 再说“食”

新中国成立前，华大是私立大学，一切都需自费。1951年后政府接管，学生一律是公费上学，管吃管住。记得那时伙食费每月大约是八元人民币，每顿都是四菜一汤，饭管吃饱。按成都人习惯还常常要打打牙祭——吃回锅肉，这样一来差不多每天都不缺荤。每天早上还有四川人喜欢吃的油炸花生米。那时我们没有专门的食堂，是将附近华英宿舍西侧的室内体育馆作为食堂的。四方的菜桌上，有一个大面盘式的盛器，其内被分割成四个部分，分盛各种菜肴。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用餐，八个人一桌。碗筷自理，大多用搪瓷造的大腕和茶杯，以防破损，自行清洗、存放。当时的进餐时间也是同学之间交流信息的好机会。吃得饱饱的，笑得欢欢的。

成都人“好吃”是出了名的。除学校食堂外，小天竺街上还有不少吃食店，以供哪些需要夜宵或有特殊爱好的师生。有高档的西餐店，记得由华西校友开的一家著名西餐店叫“Tip Top”，其中最著名的点心是各种水果攀（或作“派”，英文Pie的谐音，四川人常发“排”音，是一种馅饼状的西点），其中尤以苹果攀、菠萝攀最著名。这个店好像在1952年“三反”运动之后关了门，并改头换面，据说还卖过榨菜肉丝面。在各种小吃店中，斜对正校门的一家“鸡肉抄手”特别好吃，给我印象颇深。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成都小吃中著名的“蛋烘糕”。它的发源地是在华西坝上，女大院左侧，“对牛弹琴”的对面。我在读华协中时就经常光顾该处。那时顾客相对不多，一个一个蛋烘糕都是随到随做的。有各式各样的馅，随顾客自点，十分可口。可现今回到成都再品尝的蛋烘糕，却丝毫没有当年的好吃，又不能随到随做，丝毫没有当年蛋卷的香脆感。其实成都的其他小吃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要说“鸡肉抄手”，连猪肉抄手也不上档次。2005年10月同窗老友50年聚会时，尝了一次成都小吃，不免失望至极。回家后写了一首打油诗——《无题》

甜水面，由热转凉，

龙抄手，淡而不鲜，

蛋烘糕，今不如昔，

担担面，由汤变干。

重温美食历数年，

厨艺转向大锅饭；

嚼之无味难美腹，

成都小吃留遗憾。

我在这里发牢骚的只是限于小吃。其实，成都人在“吃”的创新方面可说仍是佼佼者，几乎每年都有新食谱诞生，就拿泡菜来说，以前的清规是泡菜绝不能沾油，而现在竟堂而皇之的有泡鸡脚爪、泡猪耳朵等问世，真不得不佩服至极。

 

说一说“住” 

据说，按常规男新生入学都住明德楼（亦称“明德宿舍”），而且是住地下室。我们入学时当然亦不例外。说是地下室，是相对入口处的台阶式建筑而言的，其实是半地下室，因为有窗，所以采光仍然很好。比起楼上来自然要稍潮湿些，蚊子也多一些。寝室的分配是按学习小组来划分和决定的。一般每学习小组十人，男同学约占一半左右。我所在的第三小组就有五人共处一室。寝室面积宽大，没有上铺，还安置有小书桌，以备自修。与睡上下铺的宿舍比较，条件应属很好了。以后随着学年增长，我先后住过广益宿舍顶楼、华英宿舍。华英宿舍的房间较小，楼上楼下，没有地下室，可谓小巧玲珑，以前都是供高年级学生住的，每1~2人一间。但轮到我们毕业前入住时，由于学生逐年增加，竟然变成3~4人一间，而且是上下铺。但毕竟还是高年级的荣幸，因为只有高年级生才有资格入住。到生产实习时为了离医院近又搬迁至新医院与医科楼交界处的八角楼。后来因肃反运动开始，毕业前入住了“新礼堂”楼下，数十余人打地铺入眠。该建筑原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前修的礼拜堂，新中国成立后始称“新礼堂”。

“新礼堂”现今已不复存在，其所在之处正好是现今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的教学楼所在地。这个“新礼堂”在我们求学期间曾开过不少舞会。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我们毕业前夕在此开大会，聆听了毕业分配名单，有的人忧，有的人喜。这也是我们当时唯一的毕业典礼仪式。

育德宿舍在当年曾作为病生宿舍，不少患慢性病，特别是结核病患者均居住于此，以资隔离。育德宿舍环境很好，绿树环绕，就在生物楼背后，如今也已不复存在。

明德楼的旧址在如今的人民南路上，1960年因城市改造和交通建设的需要而被迫搬迁至荷花池畔钟楼旁原样复建。原本为坐西朝东的建筑，复建后变为坐南朝北。为了纪念我曾经住过的宿舍，2005年我还在该处拍照纪念。可惜的是当年入学时限于条件，未能留影。

明德楼的迁移反映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成都交通市容的进步。然而最大的遗憾是，原来是一个整体的华西坝被硬生生从中切成东西两块，华西后坝也因此整体消失。华西协中易名为“成都市十三中”并迁至玉龙街，原成都县中旧址。原址仅存教学楼，据说已属教育学院。如果现在再来决策，我想从地下建一通道可能是使华西坝不致分割的最好方案。当时作出这一决定可能是限于技术（据说成都土质松，水位高）及资金，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当时缺少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当然这些都是马后炮，胡乱猜想罢了，因为华西坝被分割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所幸的是，明德楼、以前的“万德门”，这些华大所有古典建筑中最有价值的、最有名的建筑能得以迁址保存。

 

最后再说说“行” 

我在华西坝生活期间，始终以自行车代步。当时交通不发达，几乎没有什么公交车可乘。有时也与同学们安步当车，好在当时成都城区不大，从学校到市中心不过三四十分钟就到了。从学校到市中心有三条路可走：在东面通过新南门大桥；向西通过老南门大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可通过在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所谓“疏散桥”直达市区。现在人民南路锦江大桥大约是当时的“疏散桥”的位置。在当时如果你体力不支还有人力车及三轮车可资代步，但那时的学生是很少用这些交通工具的。

现在华西坝经常可以看到小汽车开放和停放，显然就像街道和马路，少了些当年的宁静氛围。要知道，当年只有达官贵人才有小汽车的，能开车驶入校园者，可谓寥寥无几。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新闻中心)